敦煌三兔共耳图

自汉代起，敦煌便是丝路上的重镇。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东起自长安（今西安），一路向西经过中亚、印度、波斯，最终抵达西方的罗马帝国。莫高距离敦煌不到一日路程，十六国时期，佛教僧侣们便开始在宕泉河沿岸的断崖上挖掘出几百个石窟，窟内尽是精美的塑像、壁画和装饰图案。在莫高，石窟的凿建持续了五百多年之久。

至少有十七个隋唐时期石窟的天花板中央绘有三兔共耳图。一般而言，成圈排列的兔子四周有八大片莲花瓣围绕著，成为绘满壁画的石窟华盖中的视觉焦点。下方图片显示了几幅三兔共耳图的现状。
 

敦煌众多的三兔共耳图案中，最为大众熟知的便是407号石窟的美丽图饰。两圈莲花瓣围绕著中央的兔子，背景的飞天图映衬其下，众仙女循兔子前进的方向翩然飞舞。此处值得注意的细节包括兔子的眼睛、完整的四条腿、以及从牠们脖子上延伸而出的白色围巾。有趣的是，石窟里共计十七幅三兔共耳图中，这是唯一一幅明显可见兔子逆时钟而逐的例子。

305号石窟里的三兔共耳图毁损得最为严重。但仔细观察，便能明显发现白色的三角轮廓，正是兔子的耳朵和部份的身体。而420号石窟中仅存的，则是兔子的三只耳朵及部份头部形成的三角形。

406号石窟中的三兔共耳图衬著棕褐色背景，明显露出三只兔子的外形。究竟这些白色部份是原来绘画兔子的深色因长时间而改变了颜色，或是颜料脱落后露出的底层基色，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383号石窟里的兔子显得修长，前后腿完全地伸展开来，优雅地跃进著。

397号石窟里，三兔共耳图的白色轮廓还明显可见，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兔子身形以及另外两只兔子的部份身体。原来的颜料还零星地留著，只是它的色调可能已经在岁月中有所改变。某些部份的颜料已经完全脱落，露出底下的米白泥墙。

205号石窟中的三兔共耳图保存得非常良好，144和99号的壁画则不那么好运。

在石窟中发现的十七个三兔共耳图中，139号石窟的最为精致，且保存得最为良好。推测这也许是因为此石窟出入较为不易，仅能从138号石窟入口通道右侧高处的一个小开口进出。此处的三只兔子呈棕褐色，衬著浅绿色背景，并由八片莲花瓣团团围绕。所有兔子都有著铅笔画般的细致描绘，细节特征清晰可见，包括口、鼻、眼（及眼球！）、四条腿、脚掌（及脚趾！）、尾巴、肌肉线条、肚子部位的毛皮、胸部、和头顶。

除了上面列出的石窟外，三兔共耳的图腾同时还出现在200、237、358、和468号等中唐时期石窟里以及127、145、和147号等晚唐时期石窟中。（其中，绘制127号石窟的画匠不知是出于粗心大意或匠心独具，竟创造了一幅独一无二的三兔共耳图，图中每只兔子的双耳都紧黏在一起，因而三只耳朵形成了纸风车般的Y字形，而不是一般所见的三角形。）
 

古格王朝的四兔图

今日西藏至少还有另个地点能找到奥妙的四兔共耳图－－古老的古格王朝遗址。古格王朝的鼎盛时期自十世纪中开始，直到1630年遭到灭亡为止。王朝白殿的天花板上共有314幅壁饰，其中一幅绘有两个圆盘饰图，图中各有四只绕著顺时针追逐的兔子。

其他佛教三、四兔共耳图像

其他绘有三或四兔共耳的佛教图像还可见于印度的拉达克，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查谟和喀什米尔两郡之间。印度河畔的阿尔契城寺院建于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当时阿尔契涵盖在西藏西半部文化区中。在寺院中的三层塔里有一座弥勒菩萨像，佛像的缠腰布带上绘有超过六十幅圆盘饰图，描绘释迦摩尼佛的生平。每四个圆盘之间的空白处都绘有长耳动物，牠们按顺时钟方向绕圈追逐著彼此。之中有部分为三只动物共耳、有的则为四只动物共耳。这些身形肥胖的动物带有脚蹄，并不像兔子。郭乐知（Roger Goepper）称牠们为“类鹿动物”，学者布拉达帕迪亚（Pratapaditya Pal）则称牠们为“凌跃公牛”。

阿尔契寺院中另一座建筑为大佛塔，佛塔的木质天花板依“灯笼造型”建造，共有七层，每层有四根梁柱，皆成正方形排列，每层方形的四个边恰恰斜切下层成正方形的四个角，重叠形成的三角形由层板弥封，部分层板上的绘饰和三层塔内绘有的生物相同，同样是顺时针方向绕圈追逐的三或四只动物。

巴斯国城约在阿尔契上游三十公里远处，城内有两座建于十六世纪中的寺庙，庙里藏有几尊弥勒菩萨像，庙的天花板壁饰色彩绚烂，绘有四兔共耳图，这些兔子们同样以顺时针方向绕圈追逐彼此。
 

三兔共耳图的起源和传播

虽然莫高窟内的三兔共耳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例子，但这个图案并不太可能源自莫高窟。推测该图可能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甚或古希腊世界，在伊朗粟特人或波斯萨珊古王朝的影响下传到莫高。可以确定的是，三兔共耳图除了在莫高窟、古格王朝遗址和拉达克的佛教图饰中能看到外，还出现在回教和基督教地区往西延伸到英国西南的沿路一带。

在中亚和中东地区，这个图案分别出现在：

• 玻璃上（回教圆片，约1100年制，现存于柏林）；
• 陶瓷上（十二世纪土库曼斯坦默伏的压花陶瓷器皿；1200年埃及叙利亚一带的彩陶；约1200年的磁砖，现存于科威特）；
• 织品编织上（四兔共耳图，约1225–1250年制，现存于美国克里夫兰）；以及
• 一个蒙古铜币上（伊朗尔米亚，铸于1281–1282年）。

在欧洲大陆，该图至今尚存于：

• 回教金属制品图案（德国特里尔大教堂的基督教圣器的底盘基座，约1100年制）；
• 金属铸模（于德国中部海纳的一个大教堂钟上，约铸于1224年）；
• 磁砖（十三世纪法国亚尔萨斯；十四世纪德国康士坦茨）；
• 建筑物石头雕饰（教堂和寺院内外，约用于十四之十五世纪）

在英国，该图还可见于：

• 屋顶浮雕（德文郡诸多教堂中及康瓦尔郡的私人礼拜堂，约十五世纪或更早）；
• 手抄圣经书稿（十三世纪晚期，推测可能来自坎特伯里，现存于伦敦）；
• 磁砖（十四世纪初隆克兰敦教堂；约1400年切斯特大教堂）；以及
• 彩绘玻璃（隆梅福特教堂，约可回溯至十五世纪）。

值得一提的是，此处许多物品都可回溯至公元十三世纪，正好是史称“蒙古太平”的时期，不同宗教与文化间的贸易往来和兼容并蓄正是丝路地区的最大特征，三兔共耳图可能因此以丝织品图饰或金属器物装饰形式，延著丝路由东向西传播。
 

三兔共耳图的意义

虽然这些玄妙的三兔共耳图明显地受到尊敬，我们却尚未在当代文本中寻得任何描述或解释。这些图案对创造他们的画家来说究竟代表了什么？

敦煌研究院退休研究员关友惠先生研究莫高石窟中的图饰共五十载，他认为三兔共耳图虽在中原地区并无法寻得古老例证，但应是从西方（中亚）透过中原地区间接地传到敦煌。“三兔共耳图在整个敦煌壁画中只占了一小部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它周围的天花板绘图，可以发现之中有许多图案来自西方。但这些壁画并不是整个地被运送到敦煌的；当地的画匠们选择艺术元素，然后把它们组合而成敦煌的图案。共耳的兔子与许多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图像一样，都是吉祥的象征，代表了和平与安宁。”

改编自2004年8月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由美国加州伯克利中国古代益智游戏研究和英国德文郡三兔研究会的演讲内容。特别感谢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彭金章、张先堂、关友惠研究员；陕西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英国德文郡三兔研究会成员Sue Andrew、Chris Chapman、Tom Greeves；英国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的Susan Whitfield；以及David Singmaster与Tim Hunt。莫高窟、敦煌博物馆及浮雕的照片由Chris Chapman提供并持有2004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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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彼得、张卫、刘念：《趣玩II：中国传世智巧器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1年，第262–305页。